绿色气候援助资金变为谈判筹码

比如大街上的车流，只要你进入其中，就一定得受到这股业力支配。

汤先生这样设问：我们为什么要说儒家思想中也有民主和科学呢？如果我们说儒家思想并没有这些思想，但它可以不与民主和科学相抵触，是否影响儒家的价值呢？不一定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又说：圣人……制礼作教，立法设刑…… 《书》云：‘天秩有礼,‘天讨有罪。

在荀子那里，礼法这一概念既包括礼又包括法，而这两者是相关的，所以荀子说：故非礼，是无法也。不必然是说内圣与外王之间不存在理论或现实的必然关系。但儒家思想能够在这方面为现代人提供很多富有启发的智慧和资源，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弘扬的。新儒家可能有一个不一定正确的方向，即用西方的模式来规范儒家思想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

礼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，它对规范人们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，因此，要制定各种礼的制度，这是由于人性情的要求，所以礼不可废。因此，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问题就要看儒学能否现代化了。所以他在立场上，唯物观点上，辩证方法上以及问题的提法上超过了孙中山，扬弃了、发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观点。

一位老同志当场即予否定：我们的重点在古典哲学，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服务，所以要以译康德、黑格尔为主。[17]贺麟自己也写了《两点批判，一点反省》一文进行自我批判： 简言之，我曾经宣扬神秘化的直觉和直觉化的唯心辩证法以对抗唯物辩证法，我曾经要求把儒家思想更宗教化，更期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相结合，以便更好为三民主义作哲学基础，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哲学。文章的重心，是说明独立不是脱节。他左批唯物辩证法与共产主义、右批胡适的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，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继承关系。

但这个修订本只出了头两册之后，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。旧版对唯物史观的批评有三点，一是判定它是注重社会背景的历史观，属于客观的或外观的研究，虽不能说错，却不如从思想本身来看思想的内观法的深刻。

[15]当然，贺麟在4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：他留在了大陆。学术脱离政治在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是对的，因为它客观上国民革命。在批判胡适时，贺麟只要涉及到黑格尔和杜威（John Dewey），就立即被人驳斥，因为他强调胡适与杜威的不同，认为实用主义与其他唯心论哲学是有所差异的，杜威人是好的。[13]1958年，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等人也说过：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，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。

至于黑格尔与唯心论，贺麟更是不舍放弃。[1]尽管此论涉及到世界的祛魅、理性的工具与价值的主观化、科学无法提供人生的意义等西方现代性的基本内容，仅仅一句学术自由并不能概括韦伯的深微论旨，但无论如何，学术独立于政治不但是韦伯的结论也是普世性的现代诉求，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之具有现代性，正基于其内在的自由品格。（旧版第135页）一个融会了从王阳明到孙中山的哲学，当然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研究的最高成果：蒋先生的力行哲学实在是发挥了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，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谋最高的出路，求最高的证明。抽一本看，是柏格森的《物质与记忆》。

可见，如果政治的力量强大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认同，则政治与学术就没有矛盾。旧版即贺麟：《当代中国哲学》，南京：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印行。

[23]贺麟：《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周谷城序，第1页。就唯物史观而言，旧版以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想的贫乏，不过辩证法唯物论主要观点还是它的历史哲学开头，新版把这一句话改为：以上种种说明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的方法论，许多都是承黑格尔而来的。

从晚清开始，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，贺麟认为这大约由于（一）陆、王注重自我意识，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，较为契合。政治家与哲学家不同，他不是在哲学领域内作具体的研究和学术的推进，其在哲学上的地位，取决于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力，或无意识中转移一时风气、引领时代潮流，或有意识地借助权力推行自己的观点，给一时代的哲学打上烙印，直至笼罩当时的哲学论说。[14]这种个人崇拜的言论，反映的是一种主义言说是如何的具有呼风唤雨的政治功能，是如何成为一种真实的控制力量，并深刻地导引、规范着所属时代的文化思想，这就是毛的名言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意义。黄克武说：贺麟之所以能向蒋介石争取到经费，与他个人哲学上的企图，亦即引介鲁一士思想来打击胡适所代表的詹姆士、杜威的实用主义，并呼应蒋介石的效忠主义、抗战建国的想法直接相关。[8]陈晋主编：《毛泽东读书笔记》，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831页。贺麟在此一刊物上发表文章，足以显示他与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密切关系。

有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，新版没有改动。对于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，必须建立有基本的原则，以作立论的根据。

（旧版第19页）在不同时期担负国家领导之责的蒋、毛两人，均对陆王心学深有体会，都认识到革命需要的个体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。如果要成立一种学说，就事实言，必能解释问题范围内所涉及的一切事实，不能有一个例外。

[29] 贺此论基本上是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讲话。由于德国古典哲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高峰，而黑格尔又是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，所以黑格尔成为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心人物，西方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黑格尔的普及运动。

[3]谢泳注意到：书是按旧稿印了，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，另外再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，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。[30]胡适：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第40—41页。但事实上，贺并没有交代把以毛易蒋的理由。1954、1956年北京大学党组织的内部评价中，他的《当代中国哲学》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。

[30] 1956年，贺把政治上的忠诚奉献给此前曾批评过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，并再度以同样样的语调批评学术脱离政治的现象。（旧版第72—73页）所以要专辟一节予以批判。

……学术界这种独立自由的态度，可以说是为腐朽残暴的北洋军阀作了釜底抽薪的反抗，使他们不能罗致有力的新进分子，去支持陈旧腐败的局面。到了七七事变，学术界的人士，也就进而对政府取尽量辅助贡献的态度，政府对于学术界也取咨询尊重的态度，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，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，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，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了。

49年以后的旧作修改一般都不成功。不过，千方百计争取独立的中国学术，遭遇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全能政治，政治的缠绕和权力拘束的所有学者难以摆脱，其关系之复杂、过程之曲折，即使细读韦伯也无法透彻理解。

蒋介石有言：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，复兴中国，完成革命，并没有什么困难，只是在我们一念。[5]除了吹捧蒋介石，此书还包含对辩证唯物论的根本性批判，这样的著作在此前的三十多年中连修改的基础也不具备。《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》（《新建设》1955年第3期）。蒋之于当代哲学是如此重要，一旦删去，此书岂不残缺不全？无须担心，蒋之后有毛泽东，且《实践论》所论也属于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，而且他同样重视实践。

新版时贺以毛易蒋，理由只能是哲学的：毛比蒋更有哲学的创造性，更能代表中国哲学的进步。同时，《当代中国哲学》一书的写作，与国民党关系密切。

记得，大约在1965年11月左右，他有一次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学习团，路过上海，顺便到我家谈天，看到我书架上乱七八糟的书，几乎全是老古董。（旧版第130页）在批评本民族之堕落，复兴民族首在复兴民族的道德、发展民族性等方面，蒋都堪与费希特比美。

只有凡事自问良知，求内心之所安，提契自己的精神，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。[2]贺麟：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》新版序（1986年9月）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2002年，第1页。